莫迪下决心治雾霾, 选了北京当榜样, 我在新德里却不敢大口呼吸

在新德里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说“瑞士烟民的肺部，都要比德里小孩子的肺部更健康”。可悲的是，这并不只是个笑话，也同样是个现实。

作为一名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留学的中国学生，我想给大家分享一条最基本的德里生存经验：避免大口呼吸。

在新德里，灰色不仅是天空的一种颜色，它也是一种生活，一种挑战，一种困境，一个无法逃避且难以改善的现实。

冬天德里的早晨从来不是由一缕阳光刺破黑暗，而是在一片黄澄澄的照耀下开始的。德里早晨的天空像是缓慢调高亮度的手机屏幕，从开始的深灰深暗到浅灰亮色，在一片雾气滚荡的白色中，伴随着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烧焦烟雾味，人们知道，太阳出来了。

这是德里的早晨。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他们生活在一个被污染笼罩的城市。

最近和新德里的朋友们见面打招呼，开口都先抱怨雾霾，把吐槽几句空气污染当作“问候”，把分享最新空气污染指数当作是打开话匣子的工具。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印度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当年伦敦的世界雾都之名如今估计要传代给新德里了，这算不算也是在印度感受到了当年大英帝国的余晖呢？

“每天有2000多万人被印度首都新德里上空浓重、刺鼻、有害的雾霾唤醒。”这是我去年写文章时引用过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篇报道，今年看起来还可以接着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印度占据了大多数，特别是在冬季，新德里更是常年位于全球空气污染排行榜TOP10。

2024年10月份新德里连续25天处于非常不健康或者危险的空气质量级别，11月份还曾经有空气污染指数爆表飙升到1497的一天，甚至零头拿出来的都比第二名更多。

虽然莫迪政府自2019年初便启动了“国家清洁空气计划（NCAP）”，目前该计划已经实行了6年，但仍然收效甚微，这引发了印度社会越来越多的“印度能摆脱雾霾吗？”的疑问。

尤其是自从这两年印度开始正视中国的发展成果之后，每年冬季，当德里的空气质量指数再次突破“严重”与“有害”级别，印度主流媒体都会出现类似的反思声音：“北京十年治霾成果显著，印度为什么做不到？”

这样的追问并非偶然。过去十年间，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下降超过七成，区域联动、产业调整、严格执法与财政投入构成了完整的治理组合。这一经验目前随着印度主流媒体的频繁引用，已经成为德里舆论空间中的“反思样本”。

说白了，德里的空气污染是治理无能。

根据印方报告显示：雾霾的主要污染源分别有车辆尾气排放、工业燃煤、发电厂、焚烧垃圾、焚烧秸秆等。比如由于印度电力结构当中煤炭占比达46%，光是德里周边就分布着23座燃煤电厂，这就造成了大量的污染。

德里政府为了选票，只敢对车辆尾气排放和居民燃放烟花爆竹等等小项开刀，根本不敢动燃煤电厂这样的民生大项目，这样自然于事无补。

而且最重要的是，造成德里空气污染问题的最大源头并不在德里辖区。

有研究显示，德里38%的PM2.5污染是由焚烧秸秆造成的。确实，德里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到10月跟11月就激增，有很多印度同学告诉我说：问题就在于这个时候旁边哈里亚纳邦还有旁遮普邦的农民开始大量焚烧秸秆——大概有3,500万吨。

而当地农民由于缺乏机械化设备和财政补贴，如果要科学的去处理秸秆的话，那成本大概是每亩地约2,000卢比，而通过焚烧就可以短期直接清理掉作物残渣，以便于农民的下一次播种，于是就形成了经济理性与生态保护的博弈。

而且从地理上来讲，德里正处于北部平原的污染走廊。周边邦的排放物会在逆温层的作用下，持续聚集在德里地区。所以解决德里雾霾问题的关键，就落在了对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农民的跨邦治理上面。

旁遮普邦的执政党和德里的执政党一样都是平民党，而哈里亚纳邦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执政党是一样的都是印人党。每到冬天德里雾霾爆表的时候，德里的这两个党派就都以雾霾问题相互发难、相互问责。

而印人党就说雾霾这样都是因为旁遮普的农民在烧秸秆，平民党就说都是因为哈里纳邦的农民在烧秸秆，哪家都不愿意先对自家的农民开刀整治。

北京为什么做得到，而德里却不行？

首先，北京治理的核心在于“区域协同”。污染不是城市内部问题，而是跨区域的结构问题。北京能推动河北、天津共同调整产业布局，是因为中央政府具有高度协调能力，可以以行政手段统一规划、分配任务并提供资金与政策激励。

而在印度，德里的污染主要来自旁遮普与哈里亚纳邦的秸秆焚烧，治理权却分散在不同邦政府手中。联邦制度下，中央只能提出建议，难以像中国一样直接指挥地方政府完成减排任务。

其次，选举政治削弱了治理的时间跨度。北京治理污染的十年正处在中国城市化与财政高增长时期，政府能够承受短期经济牺牲与企业迁移带来的阵痛。

在印度，秸秆焚烧涉及数百万农民利益，对农业补贴或操作方式的任何改革都可能影响选票。工厂搬迁、提高排污标准、限制柴油车辆等措施同样会带来就业与利益集团的反弹。对政客来说，“失分”的风险远比“治污”更现实。

第三、财政与行政执行力的差距在德里治理失败中被长期低估。北京治霾伴随的是大规模财政投入与强执行力：从燃煤锅炉替代到监测站部署，再到公共交通的扩容和动力绿色化，没有哪个环节可以“低成本完成”。

相比之下，德里及近郊市政的财政能力有限，污水处理厂长期低效运转，垃圾系统瘫痪，监测与执法长期“纸面合格、现场失效”。印度媒体多次曝光环境拨款没有真正落地，或被地方政府用于其他项目，而执法部门不仅缺乏资源，还面临腐败与政企关系的干扰。

第四、非正规经济是印度治理体系中更难触及的部分。从垃圾回收链、煤炉作坊，到非法排污企业，这些“灰色就业群体”是城市底部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之所以能大规模关停与整顿，是因为政府具备相应的替代与吸纳能力。而在印度城市，这些灰色产业往往与基层政治、社区经济紧密绑定，任何整顿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使治理成本成倍增加。

空气污染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城市天空的灰色，也照出城市治理的真实能力。德里是否能走出“每年治理、每年失败”的循环，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治理体系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能力的集中体现。

印度政府，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文｜李梓硕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专业